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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短剧侵权现象是多主体、多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破解治理困局须压实制作方责任，平衡平台义务与产业发展需要，并构建多方协同共治体系
文｜樊朔
随着AI技术深度融入短剧剧本创作、内容制作、宣发运营全产业链条，也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版权保护与行业治理难题，以“盗脸”为代表的各类侵权行为具有数量大、频次高、隐蔽性强、传播迅速等特点，不仅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更对平台治理和行业健康发展构成挑战。
近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 “AI 短剧版权保护研讨会”，法学专家与行业人士聚焦肖像侵权、声音侵权、内容侵权等核心议题，就治理节点前移、“通知-删除”规则优化、多方协同共治机制构建等关键问题展开研讨，旨在破解治理困境，护航AI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治理AI短剧侵权难在何处？
AI短剧以新奇剧情和快节奏迅速抢占市场，加之制作成本低、产出效率高，正成为行业追逐的新风口。然而，侵权纠纷也如影随形。与传统内容侵权相比，AI短剧涉及的侵权情形更加复杂多变，治理挑战也更为严峻。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双聘教授张平表示：“在AIGC创作中，通常AI生成的内容并非对原素材的完全复制，这种‘似像非像’的特征成为侵权认定的主要难点。”
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、微短剧传播与应用评测体系“繁星指数”专家组组长陆先高介绍，AI肖像侵权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形：一是完全AI生成；二是定向AI生成，通过关键词引导生成与明星、素人高度相似的形象，属于间接“偷脸”，主观侵权故意更为明显；三是直接AI换脸，直接替换为明星肖像，逼真度高，侵权认定相对清晰，但追责与侵权内容清理难度较大；四是“缝合脸” 或AI融脸，融合多人面部特征，侵权定性最为复杂，争议也最大。
AI侵权方式的多样性与隐蔽性为侵权认定和平台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，传统技术手段难以实现有效的事前预判与拦截。
此外，技术与数据支撑不足，行业缺乏成熟的动态人脸比对技术，也无法建立覆盖普通民众的肖像数据库，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监测。
声音侵权的核心难点同样集中在“似像非像”的认定环节。相较于具备视觉直观性的人脸肖像，声音本身更加抽象且依赖主观感知。特别是对于配音演员而言，其演绎声线往往与日常说话的声音存在差异。要判断合成声音是否侵权，必须综合考量音色、音调以及演绎风格等多个维度，这使得侵权认定的过程变得愈发复杂。
在传统的网络侵权场景中，权利人通常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向平台发出通知，要求下架侵权内容，即“通知-删除”规则。平台需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，采取删除、屏蔽、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。
对于是否侵权的认定难度引发了举证困局。在海量侵权投诉中，如仅凭对比截图便主张“高度相似”，将使平台缺乏自主裁断的法律赋权。此时，传统的“通知—删除”规则往往难以顺畅运转，行业亟待构建更为精细化、可操作的举证标准。
平衡平台义务与产业发展
多位专家认为，AI短剧侵权乱象是多主体、多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厘清各方责任，推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。
《民法典》确立的“通知-删除”规则，以及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相关规定，是界定平台责任的重要法律依据，但在AI时代，这些规则的适用面临全新挑战。对此，专家们对相关规则的优化与落地提出建议。
首先，应精准适用现有“通知-删除”规则，合理界定平台责任边界。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版权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陶乾表示：“探讨AI短剧版权侵权的平台责任，主要分为两种场景：一是短剧聚合平台对用户上传的涉嫌抄袭的短剧的责任；二是其他网络平台对用户传播盗版短剧的责任。”
陶乾认为，在聚合平台场景下，平台对元素侵权、抄袭的认定须具备专业判断能力，事前防范应以适度为原则，充分运用“通知”“转通知”规则，为各方预留合理缓冲空间，既不加重权利人的举证投诉负担，也不要求平台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实质审查义务；在其他网络平台场景下，平台需依照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与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对用户传播的盗版内容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。司法机关对盗版黑灰产从严从快处理，通过诉前禁令、足额赔偿等方式强化版权保护，针对存储、链接类平台，需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。
其次，从长远发展来看，“通知－删除”规则及其适用仍需进一步优化完善。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表示，现行网络版权侵权责任体系以“直接侵权”与“间接侵权”划分为基础，平台责任以“明知”或“应知”为过错要件，但面对平台日均千万级的内容增量、权利人难以有效“通知”，以及著作权侵权判断的复杂性等现实情况，“明知”标准易被虚化，“应知”的推定边界也较为模糊。
“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审核困境，本质上是工业经济时代规则与数字技术场景的适配性危机。” 杨东指出，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“通知-删除”规则，已逐渐难以适应AI时代发展需求，加之AI自动审核存在天然局限性，不应将全部审核责任转嫁于平台企业。
暨南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进一步指出，“AI 短剧的生产传播属于‘过程型生产结构’，各环节高度绑定，这种模式使得传统法律框架下的权力配置与责任划分难以适配，进而出现责任失衡问题。”
她认为，当前治理多聚焦于内容审核与事后处置，无法从源头遏制侵权行为，因此必须推动治理节点前移，实现从事后处置向全过程监管的转变。
陈昌凤建议，应将合规要求贯穿以制作方为核心的全创作流程，而非仅依赖平台对最终内容进行被动审核，真正实现从事后认定到全过程规制的升级。同时，推动责任分配从单点追责转向多主体协同分担。
陈昌凤强调，AI短剧版权问题并非传统影视侵权的简单延伸，而是新型生产方式引发的制度性问题，仅靠局部修补无法根治，亟须构建适配技术发展与产业现实的全新规则体系。
刘晓春认为，规范AI短剧发展，需立足产业实际与权利保护，理性划定平台责任，构建分类施策、协同高效的治理机制。
她提出的治理优化路径更具实操性：在审核层面，平台可建立分类分级审核机制，针对公众人物肖像等侵权高发场景，搭建特征数据库，通过技术手段主动预警拦截；对于普通民众肖像等非高频监测场景，不强制要求事前全量比对，通过平台规则强化创作者的维权保护义务，同时优化“通知－删除”规则，搭建便捷维权通道、简化维权流程，接到有效通知后及时下架、屏蔽侵权内容。此外，平台还应完善侵权账号惩戒机制，对恶意侵权、屡次违规账号采取限流、封禁等措施。
多方共治，积极应对新挑战
AI短剧产业正加速扩张，监管、司法及平台治理层面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，破解侵权治理困局需跳出传统思维定式，推进短剧行业全链条合规治理、构建多方共治格局。
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刘毅表示，推进短剧行业全链条的合规治理，不能仅靠各主体的自发行为，更需要法律与行业协会发挥“定规则、搭平台、强自律”的引领作用。
他认为，当前，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、权利归属、侵权认定标准等存在争议，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。因此，行业协会应牵头联合法律、产业、技术领域专家，尽快出台团体标准或行业指引，在立法与司法解释正式出台前，为市场提供可落地的合规依据，覆盖生成内容标识、权属存证、侵权比对、平台注意义务等关键环节，实现“全环节有标准、全标准可落地”。
刘毅建议，应加强行业自律，行业协会可建立全链条主体信用档案，记录制作方侵权情况、平台处置效率、技术方合规表现等信息，面向会员与公众开放查询；对严重违规、屡次侵权主体实施通报批评、暂停会员资格、列入行业黑名单等联合惩戒。同时，行业协会应积极向立法、司法机关提交修法建议与裁判指引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陶乾也表示，短剧版权治理需要多方联动、行业共治。可以由行业组织牵头制定素材使用规范、AI短剧创作指引；相关部门可搭建合规素材库与作品池，建立公平高效的授权机制；形成剧本、提示词脚本、场景图等素材以及视频生成过程的存证机制。在平台端，可以推动短剧权利人与网络平台建立版权共治体系，将权利人作品纳入内容比对系统，探索广告分成等良性合作模式，助力行业可持续发展。
此外，杨东还提出一条创新治理思路：变被动审核为主动利益分配。
他认为，单纯完善侵权责任体系难以应对AI时代挑战，应依托“共票”理论重构版权治理逻辑，即从“绝对排他”转向“利益共享”的新型分配机制。借助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，为创作者、传播者、平台、用户、技术提供方等多方主体颁发可流通、可分配、可追溯的技术凭证，将各方纳入统一价值生态。在此机制下，版权价值实现路径将发生根本转变，从依靠法律排他性收益，转向共建共享、平台运营、用户参与的新型价值模式，推动作品在更广范围内流通增值，从根源上降低侵权动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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